连儿的出生经历了种种艰难，养育他更是吃尽了千辛万苦。吃母奶的孩子本来不用担心营养问题，然而一出医院，我们就发现连儿患有呕吐症，他一吃完奶，就大口、大口地呕吐，能到他胃肠里的奶就很有限了。没多久，这个被邻居们爱称为“小胖子”的婴儿已不再红胖，我们给他洗澡时都能看见他那一排排小肋骨。我们束手无策，请教了很多人、想了很多办法，都毫无效果。他总是吃了就吐，虽然勉强维持活了下来，可落下了日后体弱多病的根儿。
我们一家从四口变成了五口（本来家里四口，加上连儿的好婆共五口。老人家从家乡无锡到了江西干校，再由江西干校到了北京），家庭的担子更重了。在“文革”年代，当教师的既没有稿费收入，也没有地方去兼课挣钱，只能靠学校发的那点微薄工资过日子，于是我们只能从节省开支方面动脑子。我们把一个月的工资除了给外地双方父母寄去生活费和按票证购买家中粮油等外，所余部分平分为四份，装进四个信封口袋里，每周只动用一个口袋，用这个办法来确保月底不出现亏空。蒋把我们母子俩从妇产医院接回家里的时候，全家充满了欢愉的气氛，然而在物质上几乎一无准备。记得一直到孩子满月，家里只买过两斤猪排。为保证我产后的营养，我婆婆便作了安排。她用熬出来的骨头汤让我下奶，家里其他人就只能享受从骨头上掉下来的肉屑了。我妹妹让人送来了40个鸭蛋，婆婆用来待客——前来探望我的“五七战友”，偶尔在蔬菜里加进两个鸭蛋，就已经是难得的美味佳肴了。
生活是艰苦的，但家里是温暖的。大儿子比他弟弟整整大十岁，对这个小弟弟充满了爱怜，大家都十分疼爱这位家庭的新成员。蒋更是爱不释手，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只要这只“小老鼠”一哭，就连忙抱在手中，“呜呜唉！”、“呜呜唉！”地唱个不停。
可惜好景不长，我分娩刚满月，干校就催促蒋回江西。蒋利用我产后的一个月假期，日夜看护着我和孩子。他知道自己不能在北京久留，为家里作了尽可能周到细致的安排。不久接到干校的返校通知，即使家里再需要他，我们也得放他走。在那个时候，这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
哪知蒋离京还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接到了我幼弟发来的电报，告知老父亲在苏州病故的消息。对于父亲的死，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已经70岁了，1971年春天我去苏州接回大儿子之后不久，就从父亲的来信中获悉他鼻子常出血不止，后经上海的医院诊断为鼻窦癌，但我没有想到他竟走得这样快。我曾劝他去医院做手术，但他执意不肯做。这位饱经忧患的老人对死已无所惧怕，回到苏州家里平静地等待着死神降临。遗憾的是他在世的时候没有见到刚出世的小外孙。我不能忘记他对我们婚姻的支持，也不能忘记他为我们母子的祝福。父亲育有三女二子，我是他最疼爱的长女。此前我从江西回北京途经苏州时，因临产在即，不便下车看望；想不到还不足两个月，父女就这样永别了。我当然想赶回苏州最后与他见上一面，但因刚分娩不久，我不能撇下正值哺乳期的孩子和刚从乡下来京不久、语言不通的年迈婆婆；我想让蒋代我去苏州料理丧事，但他刚回江西干校销假，不可能再给假。在那个年代要尽到人子之孝道，竟是那样的难啊！犹豫再三，我还是狠下心，给我幼弟寄去一些钱，自己没有回苏州奔丧。这件事我至今想起来，仍感到深深的愧疚。1986年初，我们夫妇带着连儿回南方的时候，终于把父母的骨灰作了妥善的安葬，我让连儿在外公外婆的墓前叩了头，希望他能记住这位未曾见面的外公，如果没有外公的支持，可能也没有我们的婚姻，更不可能有连儿了。1994年避居无锡后，我又重新修葺了父母的墓。以后每年清明，我们都要专程去苏州为父母扫墓，只是再也无法带着连儿一起去了。
……
那时蒋回到了江西五七干校，被发配在水电站劳动。当时五七干校与外面的电线不通，用电和简单的机械都靠自己发电。一旦水电站造成故障，整个干校夜间都得摸黑，因此水电站的责任重大，电工们总是小心翼翼、寸步不离。蒋除了管理机器，还时不时要同其他电工到水渠里去打鱼。那时水渠里鱼很多，除了青鱼、鲢鱼、草鱼等大一点的鱼，还有名贵的鲑鱼、鲫鱼、白鱼等，他们把打来的鱼送（那时不讲钱）给五七食堂改善伙食，可以让五七战士高高兴兴吃上一顿。
而在北京，这年8月中旬，我72天的产假刚满，学校“五七办公室”就给我分派了新的工作。他们让我去人大子弟小学教书，我出于一个大学教师的自尊心拒绝了这份工作，宁愿去从事体力劳动；结果把我派到了学校的木工班。可笑的是我平生连钉子都不会钉，又怎么能干得了木工活呢？于是他们又把我分配到家具仓库当了一名搬运工。我心里明白，这个差事是歧视性的，因为同时分配到家具仓库的还有另一位产妇，她同我一样，不仅是所谓“臭老九”，而且都是因出身和家庭的原因被打入另册的。而那些出身“红五类”又是所谓“依靠对象”的人就比我们产妇幸运多了，他们不仅可以随便找一个借口从江西干校回到北京，而且还可以安安稳稳地待在家里“泡病号”。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两个产妇搭伴，整天劳作在堆满各种笨重家具的仓库里。偌大的双人床板，胳膊举不动，我们就只能用膝盖一点一点往上顶，再一点一点从地面移动到齐肩的高度。实在难以忍受了，我们就常常相对无言而坐，唯有流泪而已。
由于超强度的繁重劳动，我产后四个多月，仍流红不止，奶水也一天天减少；婆婆心疼小孙子，就常背着我给他喂米汤。那时我们没有钱买牛奶，更无力给孩子添加钙片、维生素、鱼肝油之类营养品。直到今天，我想起来都心酸。连儿在婴儿期没有得到充足的营养，致使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体弱多病。小孩子总喜欢吃一些零食，但他十岁前仅有的零食就是4角8分钱一斤的动物饼干；有时嘴馋了，奶奶就塞给他一个小碗，里面盛着用配给的麻酱加白糖、开水调成的糊状物，他也就很知足了。因此，连儿从小就形成了不爱吃零食、不爱花零钱的习惯；即使到了80年代家中经济状况渐渐好转，我们除了给他购买一些必要的书籍和学习用具外，没有带他下过餐馆，更不知西餐为何味，而平时也从不给他零用钱。我曾答应过他，等爸爸的著作出版后，用稿费请他吃一次西餐；但每次得了稿酬，我又总舍不得花，常常对他说：“你是老生子女，爸爸妈妈老得早，我们得给你积攒教育费。”他很懂事，从无怨言。记得1989年春天，也是蒋刚得了一笔稿酬，晚饭后邀他一起去校外散步；他爸爸对他说：“今天请你吃冰棍，你想吃几根就吃几根。”我们先给他买了一根5角钱的，他吃完后意犹未尽，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妈，我还能吃一根吗？”于是他爸又给他买了一根。想不到这一年的夏天，他就离开了我们。每当想起这些往事，我都无法抑制内心的痛楚。儿子来到这世界一趟，我们给他的实在太少了；我对不起他！
我的奶水不足，儿子一直营养不良，一入秋他就不断地生病发烧，动辄烧到摄氏39度以上。那段时间，我常常抱着他去海淀医院，次数多了，儿科大夫和护士小姐与我们母子都很熟悉。一次他发烧至40度，大夫怀疑是大脑炎，真把我急坏了。我抱着他又去了市儿童医院，大夫说要住院观察。这使我一下子陷入了困境。大儿子要上学，婆婆在京语言不通，很多事无法代劳，我一个人怎么应付得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五七办公室”，请求他们给江西干校发电报，让蒋火速请假回京。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日夜盼望也不见蒋的踪影。按常理，如果请假不准应该给我一个交代，怎么会杳无音讯呢？又过了几天，连儿的病症被确诊为急性肺炎，经过治疗有所缓解，我也就稍稍松了一口气。但是，江西方面仍不见蒋的音信。也许是我一直命运多舛，逐渐养成了一种特有的敏感。我越来越疑心是否蒋出了问题。在那个年月，哪怕说错了一句话也会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我把我的担心告诉了一位五七干校修路队里的好友，她吞吞吐吐向我透露了一些信息。她说她听到刚从江西回京的人说，蒋得了一种急症正在抢救中。我听了犹如五雷轰顶，觉得自己一个人再也扛不住了。
人们常常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这一辈子，福，几乎与我无缘；祸，却常常接踵而至。我急忙赶去“五七办公室”问个明白。事到如今，他们也不能再瞒我了。他们答复我说，几天前，他们就已接到了干校发回的蒋病危通知，考虑到我的承受力，他们与江西方面共同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先设法抢救；无论抢救得过来还是抢救无效，都要先设法把我的情绪稳定下来，好有个思想准备。然而这一切我都被蒙在鼓里。
事后我知道，蒋于7月初返回江西干校后，即被调到了干校的水电站，由于常常与水打交道，常常到水渠里去打鱼，结果染上了一种名叫黄疸型的“钩端螺旋体”地方病。开始以为是传染性肝炎或疟疾，但42度的高烧连续一个星期都没有消退，随之进入了昏迷状态。这才引起了干校医务所的警惕，因为当时的干校已经被接连不断的死人事件吓怕了。于是经校方同意，立即把蒋送到了当地的军队医院，但该院无法确诊。由于蒋已处于病危状态，来不及送省会南昌或医疗条件更好的上海了，不得已又转到了附近的鹰潭医院。该院属地方性医院，对于诊治当地的流行病有较多的经验，在那里蒋被确诊；是一种即使在当地也已很少见的“小虫病”，如果误诊或得不到及时治疗，死亡率很高。蒋被送向该院的时候，身体多个器官已出现出血现象，尤其是咯血便血不止；由剧痛引起的全身性痉挛导致神经错乱，以至病床上的褥单被抓得粉碎。大夫认为再耽误一两日就难以抢救了。当时别无选择，只有就地救治。治疗这种病需要大剂量的青霉素，而医院存量又不敷所用，干校领导派人日夜兼程从上饶市调来了该种药品；大夫也全力投入了抢救。
在那些日子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的。连儿的肺炎尚未痊愈，家里还有老少需照应，但最让我揪心的是蒋。我恨不能插翅飞到蒋的身边，把他从死神手里夺回，然而嗷嗷待哺的婴儿，还有老人、孩子由谁来照顾？我天天跑学校“五七办公室”，守候着每一个新的消息。回到家里，我呆呆地抱着孩子，一遍又一遍地祈求上苍的保佑，让我挺住、让我挺住！就这样我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整整一周过去，我终于等来了干校的电报，上面只有几个字：“蒋已脱离危险。”我见到电文后整个身子都瘫软了，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伤，我只是想痛哭一场。
一个多月后，蒋由专人护送回到了北京。经北京防疫站的检疫和北京市专科医院的复诊，决定继续对蒋作隔离治疗。为此学校让我们全家搬到了一处与居民区相对隔绝的住所。那是一处平房小院，是已经废弃的“文革”前人大校长郭影秋的住宅，四周的围墙已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拆除，但房前的大花园还在，只是因无人管理已经荒芜。我们被分配到一大一小两个房间；大房间是由原先的公共厕所改造的，小房间原先是校长警卫的值班室，这间不足6平米的小房间就成了蒋的临时隔离病房。好在屋里有上下水道，有暖气设备，这免除了我们在生活上的很多不便。
那天晚上我与校医用学校救护车把蒋从火车站接回了家里。才离别三个月的丈夫，竟从一个壮实的汉子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全身瘦骨嶙峋，脸色苍白青紫，说话有气无力，连下地行走也得由人搀扶。看着他这副模样我虽然非常心疼，但他能活着回来对我和全家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9期 2014年4月18日—5月1日